清廷发源自关外，满族人原本信奉萨满教，与蒙古地区关系极为亲近，有“满蒙一家”之说，而蒙古自元朝以来，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故而清廷进入关内之后，清帝大举兴黄教(格鲁派)，藏传佛教造像以绝对主流形式占据北京，并影响到全国各地，北京佛教造像在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
在清代早期即顺治至康熙早期，两位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并不是很确切。但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孝庄皇太后却极为崇信藏传佛教，还在皇宫之中定期举行佛事活动，顺治与康熙皇帝多采取“默许”的态度。这一时期，北京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完全承袭明代丰臃媚俗的遗风，千篇一律，毫无发展和创新，甚至出现衰退迹象。而藏传佛教造像更加刻划写实，做工精细，再加上清廷上层人士的崇信，藏传佛教很快在北京一带传播开来。
清廷何时开始铸造佛像
总体来说，清代帝王对藏传佛教造像的重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超过元明两代帝王。康熙皇帝虽然早期并没有特别的崇信藏传佛教，但由于清朝的真正的大一统是来自西藏布达拉宫所控制的藏传佛教势力(注：清早期蒙古地区、青海地区和西藏地区都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地)的臣伏才完成的。因此，康熙皇帝对布达拉宫的主人——五世达赖所信奉的格鲁派极为重视，更帮助其确立了西藏地区的主权地位。再加上经过开国40余年藏传佛教的传播，满族上层人士多信仰藏传佛教。于是，康熙皇帝于康熙初年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传佛像，这一专门服务于皇帝的内廷造办机构的成立，有利于藏传佛教在满人中的传播，可惜从目前遗存的资料来看，并未见到当时铸造佛像活动的记载。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塑造佛像。此后宫中佛事活动开始走上了正轨。中正殿念经处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清代宫廷造像活动开始规范化，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宫中造像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因为此前已是零星铸造佛像的记载，只是这种活动并不是经常性的。
在康熙晚期，随着康熙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了解和信仰，宫廷内的佛事活动也开始增多，佛像铸造也多了起来。宫廷所供奉的造像除了明代宫廷遗留下来的宫廷造像和造办处的宫廷造像之外，还有一些是来自西藏和北京地区进贡的佛造像。
康熙推崇永宣造像
康熙一朝的造像自成风格，具有浓重的藏传造像特点，但也带有明显的汉地造像工艺痕迹。清代早期，大量来自西藏地区的造像被进贡到宫廷之中，藏传佛教造像做工精美，造型多样，比例精准，与汉地常见的单一、呆板的造像不同，因此藏传佛教造像被皇室成员喜爱和推崇。然而，在一件康熙晚期的谕旨中，康熙帝谈到了他对藏传佛教铜造像的看法时说：“永乐年间宫中所造者为弟(第)一”。可见，康熙帝本人对明代永乐宫廷佛教造像十分推崇，认为西藏的铜造像也深受其影响，水平也颇高。而且，他还指出近世佛造像水平不高，不及明代永乐造像和西藏地区的造像。由此，我们就不再奇怪，康熙宫廷造像中缘何带有那么浓重的永宣宫廷造像遗风。
从私人收藏家John M..Crawford Jr收藏的一件带有“康熙元年”款识的铜鎏金燃灯佛造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清代早期民间最的高造像水平。此件燃灯佛高达70厘米，应当是当时为皇家铸造的造像。整尊造像保留了永宣宫廷造像的特点，尤其是腿部衣褶和双层莲花座的修饰方法。在此尊造像中，我们见到了永宣宫造造像中常见的莲花瓣装饰方法，莲瓣饱满，瓣尖装饰有卷云纹。可见在康熙早期，北京地区的民间造像艺术仍在延续永乐宫廷造像的一些特点。
北京故宫旧藏的一尊带有“康熙二十五年”题记的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造像身上，永乐宫廷造像风格表现的更为明显。在汉传佛教中，并没有四臂观音的信仰，因此，此尊造像的供奉者一定是信奉藏传佛教的孝庄太后，虽然在题记中没有明确提及康熙皇帝本人对此事的热情，仅仅是下旨承办而已。此尊造像莲座十分宽大，莲瓣宽大饱满，瓣尖同样饰有火焰形的装饰，瓣缘饰有水草纹饰，显的极为富丽。然而这尊佛像在腿部衣褶的刻划上，已没有永宣宫廷造像中那样流畅，在这里更像是装饰，动态感差了许多。此尊造像与永宣宫廷造像和汉地造像不同之处则是，使用了宝石镶嵌工艺，此种工艺带有强烈的西藏造像特点，使整尊造像显得更为华丽。
拍场上的无量寿佛
与此尊造像风格与做工极为一致的造像，在拍卖市场中偶有遇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43厘米左右的铜鎏金无量寿佛。目前拍卖市场及博物馆收藏中仅见十余尊同等尺寸的无量寿佛造像。康熙晚期，康熙皇帝受哲布尊丹巴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当时即被蒙藏各部视为无量寿佛化身于人间的转轮圣王。乾隆帝在《永佑寺碑文》中说：“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这类大型的无量寿佛造像为康熙皇帝万寿节所特制。
北京翰海与北京中鼎分别于2007年春季和秋拍，各推出了一尊清康熙铜鎏金嵌宝石无量寿佛，两尊造像极为相似，造型、工艺没有差别，应当为同一时期、同一批造像。前者原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旧藏(图1、)，造像通体鎏金，头戴五叶花冠，冠叶镂空，做工非常精细，正面躯体镶嵌有绿松石、珊瑚，背部镶嵌有珍珠，十分罕见，此种装饰带有明显的西藏造像特点。面相方圆端正，弯眉细目，眉间白毫，鼻梁高挺，面带微笑，表情安祥。这种面部造像特点与汉地造像和西藏地区造像皆不相同，面相虽然不似汉地造像般呆板，但却带有汉地造像中常见的工艺，棱角分明，弧线僵硬，不似藏传造像般流畅，这也是康熙造像中的一个特点。耳垂圆珰，嵌有绿松石，束发披肩。缯带从耳际作“U”形飞扬，上端雕刻精细，这是康熙造像的典型特征。宽肩束腰，躯体挺直，体态均称。上身袒露，胸前佩项圈璎珞，嵌有各种宝石。肩搭帔帛，在双手腕间分别绕成半圆环，在两腿下对称垂搭在莲花座正面，富有丝物质感，端头作卷云状，嵌有珊瑚宝石。帔帛搭于莲花座正面的造型，在明代晚期之前的汉藏风格造像中已有出现，明代晚期汉地造像已不再使用这种造型，到了康熙一朝，再次出现，更为华丽，也为造像增加了动感，成为康熙造像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点。该造像下身著长裙，腰系珠宝腰带，衣服边缘錾刻带状缠枝莲纹，两腿间的裙折呈放射状自然流畅铺於座面上;小腿部的衣折呈椭圆形，具有明代遗风。双手结禅定印，全跏趺坐於莲花宝座之上。束腰式仰覆莲花座，上缘饰一圈连珠纹，下有莲花瓣一周，对称排列规整，莲瓣宽肥，尖端饰卷云纹，镶嵌有珊瑚宝石，做工精细。
如此漂亮、华丽、精美的莲花瓣装饰，不仅出现在此时期大型造像之上，在小件造像上同样有出现。2008年北京翰海秋拍中，一尊高19厘米的清康熙无量寿佛(图2)即是此时期的造像。本尊造像虽然尺寸不大，但莲座宽大，小小的主尊从仰视角度来看，却显的极为大气，可见当时的铸造工匠已充分考虑到造像的视觉效果，莲座比例较大，也是康熙时期造像共有的一个特点。本尊造像的莲花宝座铸造得极为精美、大气，造像莲瓣装饰特点与上尊造像极为相似。本尊造像全身并没有华丽的宝石镶嵌，仅在白毫部位嵌入了冬珠，这在清代造像中极为珍贵，这也是康熙造像的一个独有特点。
康熙中晚期造像特点
康熙晚期的造像基本上保持着中期造像的风格，在莲花宝座、缯带等处的装饰上，比早期造像有所减弱。2008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推出的一尊清康熙铜鎏金除盖障菩萨(图3)即为康熙中晚期造像。除盖障菩萨为八大菩萨之一，菩萨游戏坐于双层束腰仰覆莲座之上，身体重心微向左倾，左手持印，右手牵一枝半月陪衬的莲花，开于肩头，这是除盖障菩萨的标志。菩萨头带五叶宝冠，发髻高耸，耳饰叶型珰，缯带上扬，不再是中期所出现的“U”形。宽额窄面，细眼小口，鼻梁挺直，呈三角状。菩萨上身袒露，胸前饰璎珞，较中期造像中的璎珞更为华丽一些。两肩披帔帛，自两臂自然飘落，在两腿前自然垂下。菩萨腰间系带，下着长裙，长裙上錾刻精美的花纹，衣褶自然流畅，自然铺在双层仰覆莲座之上。束腰不较浅，不似中期造像，莲瓣扁平，瓣尖饰火焰纹，莲座背部无莲瓣纹，錾刻有铭文，莲瓣上缘处饰连珠纹一周，下缘錾刻精美纹饰一周，具有十分明显的康熙中晚期造像特点。
2008年北京翰海春拍中推出的一件清康熙无量寿佛(图4)，应为康熙中晚期造像精品，与中期造像相比，显得更为精美，在五叶花冠的处理上，每叶花冠中间已不再是宝石镶嵌装饰，缯带于耳际飞扬，虽然仍作“U”形，但在上端也不似图1、图2中那样有宝石镶嵌装饰。在胸前璎珞的处理上，该造像十分注重视觉效果，而不仅仅是仪轨的需要。这尊造像从整体风格上看，吸收了大量西藏造像的特点，比例更为精准，铸造工艺更为精美。
独具风格的莲花宝座
2008年北京翰海春拍推出的一件清康熙铜鎏金燃灯佛(图5)，虽然同样是清宫造像中的精品，却与常见的康熙宫廷造像有所不同。此尊造像整体比例舒展匀称，端庄严整，金水厚重，胎体厚重敦实。与常见的康熙宫廷造像中出现的莲花宝座不同，此尊莲花宝座束腰较浅，束仰覆莲瓣一周，上下缘各饰细小连珠纹一周，莲瓣粗长饱满，瓣尖上翘，莲瓣间成三角形。主尊造像宽肩束腰，体态健壮均称，手指柔软，手脚刻划写实。上身着袒右肩式袈裟，錾刻有精美的缠枝莲花和云头纹。衣质厚重写实，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下身着高束腰长裙，两腿间的裙褶呈放射状的装饰。本尊造像莲座宽大，显得主尊极为大气，这一特点与其他康熙造像类似。
宽大的莲花宝座，是康熙时期宫廷造像的一个很主要的特点，双层仰覆莲座束腰较深，上缘处饰一周连珠纹，下缘连珠纹时有时无。上缘连珠纹十分靠近莲座上部，上缘之上几乎没有留白。这样，再加上莲座宽大，仰视之下，主尊给人一种极为大气之感。这时期的莲瓣较为宽大，或扁平或饱满，在瓣尖处都饰有卷云纹或火焰纹，使莲瓣显的极为奢华。在莲座的背面，往往有两至四个莲瓣宽的空白区域(如图6、图7)，出现空白区域的作法在清代造像中极为常见，然而康熙造像的这个区域却是浮起的，这也是康熙造像的一个特点。当然，也有一些此时期的造像莲花宝座的后背无留白，为满莲纹(如图8、图9)。此外，在莲座的下缘处，往往錾刻有水草纹或几何纹饰，极为精美。
康熙造像的头部特征
除了莲花宝座之外，康熙宫廷造像还有许多其他特点。例如，在造像造型上，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菩萨装的佛像极为常见。这一时期的五叶菩萨花冠，参考了永宣宫廷造像和西藏地区造像的特点，表现的更加华丽，繁琐，在五叶花冠的每一朵花叶中间往往为一个硕大的宝珠镶嵌装饰，而在菩萨花冠缯带的处理上，缯带从耳际作“U”形飞扬，上端中间有宝石镶嵌装饰，这是康熙造像的典型特征，但在康熙晚期的造像中略有变化。
此时期造像的面相往往额头宽广，面相方圆，明显吸收了汉地造像的特点，在鼻梁的处理上，往往处理简单，无血肉感，挺直成三角状，带有汉地造像特点。造像往往上身挺直袒露，丰胸细腰，微微露出胸肌，颈及胸前饰璎珞，带有明显的永宣宫廷造像特点，但却较永宣造像更为华丽。康熙宫廷造像往往身肩搭帔帛，自两肩至下，于两臂间环绕成半圆环，垂至莲座，或者在两腿下对称垂搭在莲花宝座正面。这一时期的帔帛流畅程度不及永宣宫廷造像，较为生硬。在造像下身衣褶处理上，也明显不及永宣宫廷流畅，略显程式化，主要是吸收了明晚期中原造像的工艺特点。康熙宫廷造像的帔帛及衣缘的处理上往往錾刻有精美的水草纹(图10)，与莲座下缘处錾刻的水草纹相影成趣，具有富丽之感。
清朝前期，为了免除兵戈之乱，限制民间铜矿开采，铜矿及其他稀有金属矿的开采权多在政府手中，这一时期的铸铜技术较为发达。康熙时期的宫廷造像多为黄铜合金铸造，铜质精良、细腻，比重很大。因此，康熙时期宫廷造像做工精细、造型端庄、金水较厚、铜质细腻、手头沉重、硬度较高、铜胎较厚。
康熙宫廷造像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融合了明代汉地造像和西藏地区造像的特点，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特点的造像，虽然现存造像数量较乾隆一朝有所不及，但却因此时期造像做工精美，造型端庄、大气，而受到世人的喜爱，在近几年的拍卖市场中尤为坚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