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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尘最美的宝相——金铜佛造像

   日期:2016-06-17     作者:香事网foqq.cn    浏览:29839    
核心提示:明代铜镀金天女像明代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铜鎏金坐像在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佛教传世珍宝中,金铜佛造像总是以低调而睥睨的



明代铜镀金天女像

明代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铜鎏金坐像
在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佛教传世珍宝中,金铜佛造像总是以低调而睥睨的姿态让人过目不忘——因为,它们是凡尘最美的“宝相”。
金铜佛像,顾名思义,一般是指用青铜或黄铜等铜合金雕模铸造成型、表面鎏金的佛教造像。近年来,金铜佛造像因其神圣的宗教元素、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尚未饱和的市场空间,逐渐跻身艺术品收藏、投资和拍卖新宠行列。
然而,当经济规律和市场炒作的鼓角争鸣随风远去之时,所有见识过这些金铜佛像之精美绝伦和巧夺天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为其穿越过时空的藩篱、静默无声却又震撼灵魂的宗教艺术魅力所陶醉。从此,与它“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有研究表明,佛造像艺术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传入中国后,与不同的宗教传承相适应而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造像艺术体系。两千多年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总有新的佛像不断被创造出来,它们或石雕、或泥塑、或木刻、或玉琢,但尤以金铜佛像数量最庞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流传和影响最深远。
金铜造像的历史十分悠久,佛教基础经典《增一阿含经》内有关于佛陀住世时期舍卫国的波斯匿王用紫磨金(又称紫金,纯净的金属铜呈紫红色,不纯净的铜一般为金黄色或者褐色,一说为铜与金的合金)铸造旃檀佛像的记载。考古证明,早在公元2世纪,古印度即已出现了铜造像。我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据称造于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为释迦牟尼佛禅定像,今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可见,从佛造像艺术诞生的同时,人们就开始尝试并青睐以铜为原材料铸造佛像。
古人为什么对铜造佛像情有独钟呢?这或许与佛经中关于佛陀三十二相的描述有关。其第十四“身金色相,谓身皆金色,光明晃曜,如紫金聚,众相庄严,微妙第一也”,“金身”也因此成为佛身的标志性特征。而金属铜的颜色如前所述,因纯度不同而表现为紫红、金黄等色泽,且因具有同样金光灿灿的黄金所没有的良好可塑性,从而成为佛教造像最受欢迎的材质。但由于金属铜容易氧化变色,于是给铜像“镀金”、“鎏金”以保持金身不坏、宝相恒常,便成为金铜造像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在整个亚洲佛教文化圈,博采众长、造型丰富、风格多变的藏传佛教造像,可谓金铜佛造像艺术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也是目前传世金铜佛像精品的重要来源。藏传佛教造像主要是指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和仪轨的造像(例如我们常见的千手千眼十一面观世音的藏传造像,其十一面中一般会有看上去面目狰狞的忿怒相,而汉传佛教同类题材的观音造像则多为端庄肃穆的佛陀寂静相),约产生于公元7世纪,是以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佛造像艺术为基础,融合汉、藏、蒙古各民族本土审美观念和雕造技艺而创新的佛造像艺术形式,深受人们喜爱。
藏传佛教造像之所以如此流行,源于它们对于信徒的非凡意义。它们的存在就如同仓央嘉措“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间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从而“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情歌一样,蕴含着强大的宗教情感感染力和教法修持加持力。也正如诗歌中总有那么些微言大义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金词玉章,佛像上也有最能打动人心、触及灵魂、引发共鸣的关键——它便是佛像的“开脸”门面。
与古希腊、罗马雕塑注重健美的身躯和优美的姿态不同的是,深受二者影响而产生的佛造像从一开始就极为强调“法相庄严”,其对于佛像面部五官比例、神态表情的刻划十分谨慎生动、优美流畅,并且尤为符合当地人们对于理想相貌的审美情趣,可谓最能体现“月貌花容”的极致追求。而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金铜造像的“美貌”也不尽相同,生动反映了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对人们审美意识与信仰生活的重大影响。
在大约公元7到13世纪的吐蕃和吐蕃分治时期,金铜佛像在藏区经历了传入——摧毁——初步发展的曲折过程,其造像特点以传承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毗邻地区外来艺术风格为主,面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外族元素。例如,受克什米尔造像影响的方圆脸、大眼睛、五官不甚清晰,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朦胧美;受帕拉造像影响的方脸、高鼻深目、眉弓和下唇突出,异域风情美铺面而来;受尼泊尔造像影响的倒三角脸、广额、削颊、挑眉、鹰鼻、小嘴、短人中、五官集中,媚态十足,宁静中的艳丽之美勾魂摄魄……
13到14世纪,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元朝时期,藏传造像艺术经过此前几百年对外来艺术的吸收、融合,随着本土艺术审美主体意识的加强,汉藏两地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尼泊尔艺术一枝独秀的强势影响,一种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糅合尼泊尔、西藏本土、蒙古民族和中原汉地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统所开创的造像新范式——“西天梵相”横空出世,并对明清以降乃至今天藏传造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在形容一尊“西天梵相”典型作品时描述道,该像“面形圆润,相容庄严,眉弓隆起,美如弯月,双目低垂,神态安详”,其五官之精致,气势之雄浑,秘境之欢喜,神态之玄美,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14到17世纪的明代,如酝酿足日的美酒,藏传金铜佛像艺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成熟定型期,多种艺术流派百花齐放的同时,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审美情趣的新型造像艺术模式。永乐宣德两朝宫廷“御用监”造像尤为精美华丽,它集汉藏造像艺术精华于一身,算得上当时金铜造像的“颜值担当”,佛像一般面部宽平成“国“字形。两颊丰满圆润有肉感,双目平直,眉眼较长微垂,神态沉静,嘴角含笑,于庄严中透出一丝亲和力,似乎与微笑的蒙娜丽莎有异曲同工之妙。西藏本土艺术厚积薄发,涌现出多个艺术流派,但在面部刻画方面,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藏民族审美情趣的烙印,脸型男方女圆,生动柔美,线条流畅,五官的比例和刻画手法,都有强烈的藏族传统色彩。
16世纪,一部类似行业标准的《造像度量经》盛行开来,虽然为佛教造像提供了合乎宗教教义的规范、提高了铸造效率,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藏传佛教造像生动空灵、富有精神内涵的无言大美。这在清代大量佛像程式化、脸谱化的面部五官刻画手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称为“千佛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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