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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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抗日爱国事迹
印光法师（1861—1940）为近代高僧，由于法师的极力提倡，净土法门得以重兴，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逐渐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法师痛心疾首。1936年，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人士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此时法师尚在掩关，圆瑛法师恭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心殷，利生愿切，欣然允诺，以70岁高龄带一侍者，自行来沪，每天开示大众常达数小时，闻法者莫不欢喜信受。印光法师在法会中开示道：“现在绥远战事甚急，灾祸极惨，我忠勇之战士，及亲爱之同胞，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言念及此，心胆俱碎。今晨圆瑛法师，向余说此事，令劝大家发心救济。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昭彰，丝毫不爽。若己有灾难，无人为助，能称念圣号，佛菩萨于冥冥中，亦必加以佑护焉。余乃一贫僧，绝无积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经书用。今挪出一千圆，以为援绥倡。能赈人灾，方能息己灾。”法会期间，法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计2000多元尽数捐去。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法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1937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法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
法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复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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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法师抗战护国被捕受刑威武不屈
圆瑛大师（1878～1953），爱国高僧，佛门领袖。俗家姓吴，乳名昌发，学名亨春。出家之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以字行世。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九•一八事变后，圆瑛大师有感于山河沦丧，流泪写下了这样的爱国诗句。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圆瑛大师对身边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淞沪战争持续三月，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队第一分队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达百余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造成惊人成绩，根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报告书，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所救护的负伤员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被上海报纸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日军不准收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看着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大师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队员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他们每天用四辆汽车，将国人的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在完成一系列爱国义举后，圆瑛大师又出国募捐抗日资金，号召华侨进行“一元钱救国运动”。1939年10月，圆瑛法师和徒弟筹集了大量资金，从南洋返回上海。圆瑛大师回国后，日本人劝他出任所谓的中日佛教会会长，圆瑛大师严词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大批宪兵包围了圆瑛大师所在的寺院，以抗日的“罪名”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法师逮捕。
圆瑛法师师徒二人被押到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马上遭到严刑拷问。明旸法师回忆道：“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随后，圆瑛大师二人又被押解往南京的日本宪兵总司令部，追查二人在南洋募集抗日捐款的事情。圆瑛大师威武不屈，在严刑审讯面前仍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并以绝食与日寇作斗争。圆瑛大师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众的公愤。迫于舆论压力，1939年11月，日寇释放了圆瑛大师师徒二人。圆瑛大师出狱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之职，走上了更为坚毅的抗日之路。
----------------------------------------------------------------------------------------------------------------------------------------------------------------------------------- 慈航法师抗日爱国事迹
慈航法师（1895—1954），俗姓艾，字彦才，别号继荣，福建建宁县人。出生于耕读世家，曾读私塾7年。11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不久弟弟夭折，随后家道中落。13岁那年，辍学转习裁缝。17岁时，执教私塾的父亲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迭经家庭变故的沉重打击，慈航法师含悲来到毗邻的泰宁县，在现今大金湖风景区四周，以做裁缝为生。期间常住丹山碧水中的岩穴禅寺，为寺庙缝制僧衣。18岁时，慈航法师在大金湖庆云寺披剃出家。半年后辞别泰宁祖庭，在江西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由于辍学多年，慈航很难读懂深奥的经书，于是转往宁波、苏州、常州、芜湖、南京各寺院，并巡礼天台、普陀、九华等佛教名山。期间，曾听教于谛闲大师，学净于度厄长老，参禅于圆瑛大师，淬厉奋发，精勤修学。后来，他受太虚大师新佛教革命运动思想的影响，逐渐萌发革新佛教的意念。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灾难中。慈航法师认为，“国不治则不成国，国不救则同归于尽”，“我们今后应以佛教精神，辅助中山先生的救国大业，争自由，求平等，进大同”。
1927年，慈航法师来到厦门南普陀寺，进入闽南佛学院就读。当时，太虚大师在此担任住持兼院长，在其教导和影响下，慈航法师深入学习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精神和“人生佛教”理念，立志要弘扬佛教自我修持与普利众生的精神，走出深山丛林，服务现实社会，以唯识思想关怀人生，净化人心，造福人间。
有一次，慈航法师陪太虚大师在海滨漫步，太虚大师眺望茫茫大海，语重心长地说：“台湾是中华国土，当年甲午战败，马关割台，随之沦为日据。今后若有机缘，你要争取赴台弘法。”
1928年，慈航法师因佛学院闹学潮而离开厦门，随即来到南京毗卢寺，在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任庶务。1929年，慈航出任安徽安庆迎江寺住持。他从兴办教育、培植僧材入手，创办了佛学研究部、僧伽训练班、星期念佛会、义务夜校和国民学校，同时整饬僧纪，建立规制，使寺院面貌焕然一新。这期间，他还刻苦攻读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及法相唯识之学。而后，他来到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遍涉儒经释典，参学大小乘佛教义理，同时酝酿走出国门，把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理念推向世界。
1930年，慈航法师来到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是南传佛教三个主要国家之一，慈航法师入境随俗，从此改着小乘佛教黄色袈裟，过着严格、清苦的原始教徒生活。为了打开局面，他办起了中国大乘佛教讲习班，殚心竭力弘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同时还创办了《觉世童刊》和《慈航月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慈航法师以佛教讲习班为阵地，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赞颂英勇抗敌的前方军民。许多华侨、华人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佛教思想的熏陶，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并积极支援国内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慈航法师创办了仰光中国佛学会分会。在每周念佛会上，慈航对国内时局的坦直评述，最受听众欢迎。在探讨佛理时，他不仅带头演讲，而且勉励每位居士都要轮流登台。此时年近不惑的慈航，体态矮胖，笑容可掬，嗓音洪亮，仿佛弥勒再世。他为人坦率豪爽，直肠直肚，诲人不倦，乐善好施，因此不论男女老少，都乐意亲近他。
亲历国难 声援抗战
1935年，慈航法师回到暌违多年的祖国。先是在香港、广州弘法，继而来到厦门，在南普陀寺拜会了弘一法师。后又前往上海，随太虚大师到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桐城、九江、庐山、武汉等地弘法讲学。慈航在演讲时直言对时局的看法，积极参加各地举办的“护国息灾大悲法会”，慷慨捐助佛教界的慈善济世活动。
1936年，慈航法师在上海拜会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大师。在圆明堂弘法会上，慈航激昂陈辞：“国难当头，僧人有责。每一位僧人都应该记住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的一句话——‘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随后，圆瑛大师邀请慈航到地藏寺观看上海僧侣救护队战地训练。面对群情激奋的同侪，慈航大声疾呼：“我国正对日作殊死战，身为国民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而战斗！”他接着说：“我虽不鼓励出家人去当兵杀敌，但参加救死扶伤的行列，这正是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其拳拳报国之心，卓然可见。
1937年7月抗日军兴，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狼烟遍地的现状，慈航法师忧国、报国之心愈加热切。他特意制作一批“护国济民”佩带，分发给自己的弟子，同时发表了主张以“佛心”拯救危亡的《救国方案》一文，以增强佛教徒的爱国意识。当时，慈航法师应邀在无锡、常州等地为僧侣及信众开讲《楞严经》，期望借此能安定惶然浮动的人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随着战火蔓延，沪宁一线人心惶惶，伤兵、难民不绝于途。在敌机空袭常州后，慈航法师询问身边8名外省籍僧青年如何应变，他们一致表示愿意跟随法师。于是，慈航负起保护僧青年的道义与责任，从常州经武昌到广州，最后辗转到了香港。一路上，慈航法师历尽艰险，倾尽所有，为这批素昧平生、一无所有的僧青年张罗食宿旅费，并沿途辅导功课。
1940年元月，在陪都重庆，太虚大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访东南亚及南亚诸国。此行旨在宣传全民抗战国策，揭露日寇的暴行及阴谋。慈航法师作为太虚大师亲自指定的访问团成员，由香港抵仰光随团出访。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通过日僧在东南亚各国散播谣言，诬陷中国政府毁灭佛教，因而引发中日战争，并声称日本是为了挽救中国佛教，并非要灭亡中国等等，妄图蛊惑人心，孤立中国。
在印度，圣雄甘地会见了访问团全体成员，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并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在玄奘留学的那烂陀寺，慈航法师面对异国僧侣和信众，声若洪钟般怒吼：“日寇在中国不仅杀人放火，强奸掳掠，去年底还把我的恩师圆瑛大师投入监狱，罪名是‘抗日’！我们深知，欲兴佛教，必先救国。所以凡是大乘佛教的信徒，都应本着‘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精神，对于有害人类的蟊贼，都应该抱着抵抗铲除的决心。这是中国佛教徒秉承释迦正法、救国护教、匡扶正义、扬善惩恶、济世度生的神圣使命！”慈航法师义薄云天、荡气回肠的演说，感动了全场听众。
在马来亚（半岛马来西亚的旧称）马六甲青云亭，慈航法师诚挚呼吁：“我们海外侨胞应不分阶级、不别宗教，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促最后胜利的到来。”访问团所到之处，相继成立了中缅、中印、中锡、中新、中马佛教文化协会，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功德圆满的国民外交。
布教南洋 饱经忧患
1940年夏，慈航法师驻锡马来亚槟城，积极倡导并实践“人间佛教”理念及兴办“教育、文化、慈善”三大事业。为了筹资兴学，他拜访大马华侨社团，深入华人社会，弘法化度，广结法缘。历经一年筚路蓝缕，终于办起了槟城菩提学院，并组建了槟城佛学会。当时，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学校教育以英文为主，华文教育不被提倡。慈航法师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制定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教学大纲，要求80多名华裔学生，不但要精通佛学，而且要掌握华文华语，还要学习一般的世俗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长驱直入，很快就攻占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在一次日机空袭中，槟城有数所学校被炸。慈航法师刚从怡保赶回，立即率僧侣救护队火速赶往现场，冒死抢救伤亡学生。在他的勉励和感召下，不少华侨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参军参战。马来亚沦陷后，日寇得知慈航法师曾是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团员，于是处处寻衅刁难，他愤而离开槟城，在新加坡闭关养晦。数月后，慈航抖擞精神回到槟城，联络僧俗两界，创建了怡保、雪洲、吉隆坡、马六甲等地的佛学会，又在新加坡灵峰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
1943年，慈航法师应各方邀请移居新加坡，继续从事佛化的社会教育工作。期间组建了新加坡佛学会，创办了《佛教人间》月刊，之后时断时续闭关写作，并发表了《吾爱吾教亦爱吾国》等重要文章。当时星洲百姓不满日寇统治，受他感化而皈依三宝者日众。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慈航法师欣喜若狂，他在灵峰山上高呼：“阿弥陀佛，我们终于胜利了！”随后，他到槟城联合各寺院，在极乐寺隆重举行“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法会”，以胜利的喜讯告慰英灵。二战结束后，慈航在灵峰和槟城各办一所菩提学校，又在灵峰建立法师寮，资助国内青年法师前往修学。为了改变佛教界内部门户隔阂，他协调各方，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创办了《中国佛学》月刊，发表了《建设中国新佛教大纲》等文章。
1947年，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慈航法师闻讯哀痛欲绝，随即在《中国佛学》刊出追念专号。而后又创办《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小报，大量寄往国内各大寺院和佛学院。这期间，他还规划在杭州创办一所佛教大学，并为此而奔走呼号。时过不久，圆瑛大师在马来亚槟城极乐寺举行传法典礼，表彰慈航“德学兼备，为教心切，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慈悲为怀，培育后学”，特予传付法脉，为曹洞宗第47代传人。
弘法台湾 身陷囹圄
1948年10月，慈航法师应台湾中坜圆光寺住持妙果的邀请，赴台创办该寺的台湾佛学院。途经厦门时，慈航法师深情朝礼南普陀寺。他把南洋弟子们给予的大笔供养，拿出一半赠给闽南佛学院学僧，另一半捐给寺里慈善部门，托付设斋棚赈济饥民。结果他渡海抵高雄码头时，竟然身无分文。
圆光寺是地处偏僻乡村的小寺院，当时既无师资，又无设施，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尽管如此，慈航依然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
1949年，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台湾，随之颁发“戒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戒严。这期间，一些在大陆佛学院就读的青年学僧，风闻慈航在台办学，也在动荡与迷失中渡海去台。上岸后，他们举目无亲，四处流浪。慈航法师不忍看大陆学僧流离失所，于是不避凶险，挺身而出，将20多名大陆学僧收容在佛学院就读。此举引起圆光寺方面的惊慌和不满，双方经激烈谈判，寺方最终留下其中10人。慈航带着余下的10多人辗转颠沛于各寺院，后来以帮助办佛学院作为交换条件，才把大陆学僧分别安置在基隆和苗栗的两家寺院中。
1949年春夏，台湾岛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三家寺院都向慈航正式提出：因经费困难，决定不办佛学院了。慈航悲愤交集，带着20多名师生浪迹四方，几经周折，终于在新竹灵隐寺得以落脚办学。不料不出一个月，祸从天降。6月19日，新竹警察局突然将慈航法师及13名大陆学僧逮捕，第二天秘密押往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在审讯中，慈航被诬为“涉嫌匪谍案罪”。在据理申辩遭斥后，他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借三昧定力之功，摄心入静，一心念佛。关入牢房后，他泰然自若，每天照样为学僧讲经说法。这期间，台湾警备司令部会同各地警局，到处追捕大陆僧青年，社会上盛传“中共间谍冒充僧人混入台湾”。岛内各寺院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慈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几位僧俗道友随即展开营救。其中一位曾当面向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请求放人，陈诚却以“当依法处理”拒之。万般无奈下，他们转往孙立人官邸求救。孙立人时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其夫人张晶英笃信佛教，与慈航有过交往。
第二天，张晶英就去台北警局说项。警方看在孙立人夫妇分上，加上也有数位民意代表联名担保，于是在关押18天后，由张晶英将慈航保释出狱。慈航衔冤入狱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他的弟子们纷纷来信劝他离台返新，不仅汇来款项，甚至寄来机票。慈航当场撕掉机票，将款项悉数交给寺院购买经书和教学用品。他回信给弟子们说：“我已老了，死也不足惜，但我不忍心一人跑走，而让僧青年一辈子负罪受苦……”慈航出狱后被台北汐止静修院请去，每日为比丘尼讲经授课。期间常有大陆僧青年悄悄前来探望，台北警局发现后，三次出警缉捕未遂。后在静修院住持苦苦劝说下，慈航不得不躲进深山老林中的洞穴，过着野人穴居般的生活。到了1949年冬，国民党当局最终确认“僧难”是一桩错案后，慈航才下山回到静修院，被关押的大陆僧青年也陆续被释放。
心系家国 修成金身
1950年春，静修院住持在院后山麓为慈航法师修建了弥勒内院。这期间，从狱中释放及散居各地的30多名大陆僧青年又回到他身边，于是他又创办了弥勒内院佛学研究院和静修院女众佛学院，并开设英语课程，倾力培育新型僧尼人才。当时的两院因学风严谨、教学相长、人才辈出而饮誉全岛，成为台湾佛学教育的中心。
在僧尼教育和弘法活动中，慈航十分重视弘扬民族主义精神。为了消弭日本佛教习俗对台湾的影响，他坚持弘传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坚持汉传佛教的律仪制度。为了肃清“皇民化”教育的遗毒，他要求那些曾经盲目崇拜日本的僧尼和信众，都要学会国语，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他重视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褒扬台湾同胞反对殖民统治的爱国义举，阐析中国佛教爱国护教的优良传统，借以唤起台湾同胞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记忆。而后，慈航应各方邀请，举行环岛弘法活动。他以弘传“人间佛教”与唯识思想为主旨，化世导俗，度利众生；同时高树正法旗帜，倡导正信，从而推进了汉传佛教在岛内的传播与发展。 1952年起，慈航摒除琐务，闭关撰著。期间，他依然每天通过关房窗口为僧尼讲课5小时，还抽空学习英文和闽南话。
晚年的慈航法师，饱经沧桑，忧患余生，其思乡怀亲之情愈加浓烈。他曾对入室弟子律航说：“我离开南洋之前，原打算直接回闽北家乡，买块坟地，然后在附近三个县传布佛法，作为改良中国佛教的基地。这次来台湾，只是做一桥梁罢了。”又对弟子星云说：“我的祖庭在闽北泰宁，那里山灵水秀，佛缘隆盛。今后，我要带你们到福建家乡看看……”其殷殷桑梓情，溢于言表。
是年冬，慈航对弟子们说：“我已老病，今生返回大陆已无可能。但愿入寂后，将来能有叶落归根、魂归故乡的一天。”
1954年5月6日，慈航法师因突发脑溢血入寂，世寿六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即题写“光明自在”四个大字，派人送到弥勒内院以示志哀。
慈航法师寂后跏趺坐缸，全身不僵，面目如生，俨然老僧入定。弟子们将其葬于弥勒内院后山墓塔。随后，弟子们组建了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印行120万言的《慈航法师全集》。
1959年，弟子们遵其遗嘱开缸检视，发现慈航法身全身不坏，五官分明，四肢不僵，皮肤呈半透明棕色。随后将其肉身装金，迎归弥勒内院安座，慈航遂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尊保存肉身不朽、留下全身舍利的金身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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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李叔同抗日救国
一个人，出家当了和尚，一心念佛，向往西天，对尘世事，原可不闻不问。倘要介入，将会招致“六根未净”的非议。可是弘一大师李叔同却破了这个惯例。他平时倒是位“一心念佛，不预世事”的和尚，但一旦国家遭受侵略，百姓遭受劫难时，他不但问起世事来，而且还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众生，保卫国家”等爱国爱民口号来。这在中华佛教史上，实属少见。
1937 年 5月，弘一大师卓锡（僧人出外居留之地）厦门万寿岩，时逢厦门举行第一届运动会，主持人想请大师谱个曲子，而又恐他以“一心念佛，不预世事”为由而婉辞，故不敢前往。而大师闻言后却自告奋勇地谱下了“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到那时痛饮黄龙为民族争光”的歌词。这歌声如热血一样，喷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田，唤起民族子孙同仇敌忾。记得在我念小学的那几个年头，老师经常教唱这首歌，我总以为这首歌词的谱写者，是一位善战的民族英雄，而万万没有想到这竟出自一位大慈大悲的和尚之手。“七七”事变后，弘一大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非常愤慨。在厦门“风声日紧”、胆小怕死的僧侣时有离寺之心时，他竟以出家人的身份正色向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作为一个出家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虽不能组织一支“和尚军”奔赴前线杀寇敌，但此心耿耿，终难自已，遂自题居室曰：“殉教堂”，并每日书“念佛不忘救国”条幅数百，任人取去，起到了“凝聚民族，鼓舞民众”的作用。
1939 年，弘一大师 60岁时，老友柳亚子，于大师诞日赋两绝以寿，诗曰：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 迹异小岂殊。
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 打杀卖国贼。
大师报柳一偈曰：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睹敌骑而伤心，咏黄花以见志。弘一大师的“殉教应流血”，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他的殉国精神。大师在复丰子恺的书笺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晚节最为要紧。”再看大师与日本某舰队司令的对话，更进一步证明了“殉教”一词的言外之意了。窥伺闽南的日本某舰队司令，登陆假访大师于鹭江时，竟以“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意忘之”为由，威逼大师离闽赴日。同时，还强调必须以日语对话。弘一大师坚持“在华言华”，回答曰：“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固所愿也。”日司令听了又诱胁道：“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 大师听罢厉声怒曰：“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这话窘得日本舰队司令无言答辩，愧汗离去。
-------------------------------------------------------------------------------------------------------------------------------------------------------------------------------------- 虚云老和尚抗日爱国事迹
虚云老和尚，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0年，广州沦陷，至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
九世班禅抗日爱国事迹
九世班禅，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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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抗日爱国事迹
十三世达赖喇嘛，1931年，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