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班禅称，藏传佛教中国化是藏传佛教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发展的必然条件。“我在同宗教界探讨交流时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弘扬佛法和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也可以理解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弘扬藏传佛教最根本的条件，也是最本质的阐述。”
6月2日，班禅与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座谈前，噶举派高僧向班禅（图右）敬献哈达。中新社发 李林 摄
现将班禅座谈讲话摘编整理，以飨读者。
藏传佛教中国化是藏传佛教界的时代命题
我的前世十世班禅大师提过一个概念，叫藏传佛教再弘期。
藏传佛教前弘期是佛教在吐蕃政权条件下，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包括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使佛教得到传播和弘扬，称为前弘期。此后在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条件下，藏传佛教顺应当时的社会从而得到发展，我们把它称之为后弘期。
我所理解的十世班禅大师所提出的藏传佛教再弘期，就是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得到弘扬和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衡量当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准，也是必由之路。
世界上、历史上出现过成千上万种宗教，如今仅存的并不多，其它的宗教之所以消失、被淘汰，是因为不能同当时的社会，不能同人民的需要、文明的进步相契合、适应。
藏传佛教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很好地同时代发展、社会需要、人民需求及国家要求相结合，就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所以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们作为藏传佛教界人士，作为热爱这个宗教的团体要完成的时代命题。
6月2日，班禅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座谈中发言。中新社发 李林 摄
中国的领导地位符合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
佛教是主张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理念的宗教。它产生于古印度这种多神、多造物主的环境。佛教讲因果律，它的基本原理、基本信仰是因果律，有因必有果，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灭。
佛教承认命由己造、命可改变。我们容易认为因果律是一种，实际上佛教不承认一个孩子生下来这一生就完全注定了。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是自己掌握的，未来是自己创造的。
后来的历史传承发展中，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下，这种基本原理的解释产生了变化。其让老百姓接受当下的这种厄运，说这是前世造的业，别去反抗，好好赎罪，争取来生有个好的投胎转世。这是一种异化，是农奴主把宗教当作统治工具。
佛教是注重依赖辩证逻辑来证明理论的宗教，是一个拒绝盲信、鼓励理性的宗教。我同信众接触、包括讲经传法时会给信众们讲，我们拜完佛以后，不是变得无所畏惧，而是更有敬意。从更加符合佛陀最初的信仰来讲，要向佛而行、向善而行。
真正能够为社会作贡献、利他、为众生造福，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如果修行只停留在念经烧香、吃斋拜佛、转经转山，而脱离了真正的利益众生、造福社会、服务人民，就永远不会有修行的成果。
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果体现，完全符合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
6月9日，班禅与西藏社科院专家学者座谈中发言。中新社发 李林 摄
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进入社会主义才有的
佛教传入中华大地后，在包容性非常强的中华文化的滋润下，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造福了千秋万代。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佛教和其它宗教可以并存，且平等、团结。这是其它国家很难做到的。
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才有的，过去封建农奴制度下，反而是没有信仰自由。我们要让信教群众、民众认识到正常的藏传佛教发展应该是什么样子，真正热爱藏传佛教的人，真正热爱西藏的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藏传佛教界人士、广大僧尼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你首先是公民，才会有其它的社会身份。我们现在大力推动“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使当代的藏传佛教界人士、广大僧尼拥有当代公民的特征。如此，才能融入当代社会。
我们不能把本应宗教界遵守的清规戒律强加到信教群众头上，而是要把群众的信仰当作我们服务社会、国家和服务人民的机会及平台。
老百姓最初选择信仰宗教，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期待。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选择信仰宗教是为了生活更加幸福，这是他们最初的愿望。那宗教就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做好工作、做好服务，才能够使得宗教存在的价值一直延续下去。
6月10日，班禅与西藏佛学院经师座谈中发言交流。中新社发 李林 摄
更加宏观、客观看待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定位
藏传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僧才的质量。佛陀初转、讲法时只有五个弟子，叫五贤良。但是佛法能传承至今2500年，现在世界有几亿人信仰佛教。这是我们藏传佛教要思考的，这是因为佛陀当时顺应了国法、民心，也看淡了功名利禄，为了真理、为了理想信念，去探索、奋斗。
站在藏传佛教的角度来看，爱国爱教是我们的初心，护国利民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历代藏传佛教先辈们做到的，他们都努力做了，我们当代和未来的藏传佛教界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要更加宏观、客观地看待藏传佛教发展。我也经常同宗教界的同仁们讲，我们不能局限在自身的范围，我们要跳出自己的圈子，用历史的维度，用人类文明的广度看待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定位，看待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时代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