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的弘通在于四众弟子的教化、宣说，他们以种种身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大乘菩萨同事、利行的方便从事各种利生事业。而比丘尼作为一支生力军，在这支弘法的队伍中，渐渐突现出其特有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再局限于在庵堂中成日念弥陀，以自立为主修道方式，而是以更深远的眼光组建大规模比丘尼僧团。从师徒相袭的子孙庙到今天的十方丛林，其中所行的道路可说是曲折而艰辛的。
时代虽然在呼唤进步，但佛门中固守的某些传统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吸取精华，扬弃糟粕的抉择中，人们往往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时时处于“把农药混合着五谷一起吞下”的难堪。在这新旧交替的衔接中，当代大陆汉传佛教比丘尼其动向、表现如何呢？
一．传统佛教的反思
近代佛教思想变革的过程，也是比丘尼自觉、自信、自立的写照。比丘尼僧团过去的自轻意识和依附思想，实际上与中国传统佛教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中国佛教根植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土壤，儒家鲜明的入世基调早已有其自身的拥簇。后来的佛教，宣传上避其锋芒，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因而未被强调。
但众所周知，佛教在中土的第一次中兴始于魏晋，这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以玄学、清谈为主。佛教中出世的一面迅速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所接受，这也为以后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定下了出世的基调。发展至禅宗，佛教的入世担当、利乐有情，进一步被淡化，以至人们谈及佛教，想到的便是看破红尘，淡化名利，未能入世、出世两全并重的传统佛教，使重视现实生活的广大民众对其抱有抵触情绪，世人眼中的佛教片面的被曲解为士人的玄学、禅学。
佛教在中国的入乡随俗，虽未放弃其核心精神，但与中国本土多元文化碰撞、适应与融通的历程中，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这一过程利弊并存。利，特别是在律制方面，中国的高僧大德以本土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状况为出发点，对印度戒律不全盘照搬，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因而有了“百丈清规”等中式规约；但为了适应广大民众祈福消灾的低层次信仰需要，教法中有求必应，信则得救的内容被突出甚至放大，学佛变作求福，寺庙成为神祠，僧尼变形为通天晓地之辈。
必须承认，佛教世俗化的一面扩大了影响力，但同时也对原始佛教不共世法的特质产生了负面作用。佛法教义的真趣鲜为人知，而高僧德行、本记公案、神通异能却广为流传。佛教在世间的传播演绎为士人的禅学，民间的鬼神迷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现代，特别是注重科学与理性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是难以产生共鸣，往往因先入为主的误解，在佛教的门前驻足不前。
中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对佛教日益控制，打压的过程。佛教团体及寺庙逐渐被局限于山门之内，众多寺院在长期受压过程中，也亦步亦趋的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凸显出强烈的宗法色彩。
在管理上表现为以住持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提倡“百善孝为先”的儒家家风。对下，以法脉相承为联系纽带，寺院变相为家族。此类恶性循环，明显背离了佛陀以“六合和”为宗旨组建僧团的初衷。皈依三宝的意义被曲解为皈依个人，皈依弟子的多寡成为彼此势力比拼的资粮，灯灯相续的传承变质为对寺院继承权的争夺。其结果，是道场之间忙于分地割据（占山为王），疏于对佛教整体利益的考虑。这种只顾本集团利益的小我行为，使佛教利益众生关怀个体的本旨渐失。
二．近代比丘尼僧团发展状况
十年文革，毁掉的不仅仅是文化。当人们从纯真理的狂热追求中冷静下来时，对于宗教信仰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即“谈宗教信仰色变者”与“隐性宗教信仰者”。前者基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熏习，把信仰视为异端，从事宗教活动的宗教师和信徒，自然被其划入“迷信者”的行列；而“隐性信仰者”，面对人生的种种无奈，从实际生活中真切的体会到苦、空、无常的内涵，内心有对信仰的需求，但妨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顾虑，其信仰往往采取半遮半掩的方式。这包括在文革中被迫蓄发回家务工、务农的部分佛教比丘尼，笔者即亲见内地某尼师，宗教政策恢复后回到原住寺庙，由于对那段“毁寺逐僧”历史的心有余悸，一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即将往生时，才剃发重现僧相。
面对前者的不屑和后者的怯懦，众多的尼师忍辱负重，投入到恢复寺庙，重塑佛像……的先期工作中。经历十年文革的信仰断层，他们中的一些长老尼，更加认识到培养僧才的可贵，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节衣缩食创办尼众佛学院，为了延续佛灯，传佛慧命可谓是呕心沥血。
自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后，僧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恢复正常的佛事活动以及以自养为目的的各项生产的开展。在此情况下，昔日祖庭重兴，新建寺庙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的簇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佛陀慈悲精神的感召走入佛门，成为在家信徒或者出家众，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当代佛弟子，特别是以弘法为家务的出家众更是任重而道远。现实的情况是堪忧的，“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却让我们不能以丝毫的懈怠来推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比丘尼僧团又是如何立足于女性本位而自利、利他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比丘尼僧团长期处于依附比丘僧团的现状。他们要么与比丘同一道场，从事内务，对外弘法事业鲜有问津。要么居于比丘丛林的下院，生活必需品由上院提供，内部管理由上院统一协调管理。长时的依赖造成尼众的自我幻觉，往往对号入座，认为女性生就的“业障深重”。再对照传统儒家所宣扬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便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划入“受保护者的行列”。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除了求生净土，或者女转男身以外，哪还有别的出路可寻。自顾尚且无暇，何言顾他。对于修学法门的选择，缺乏对症下药的认知，而是成为流行什么法门就跟着学什么，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使亲近善士变为新一轮的造星运动。在行持的方式上与学戒的侧重于对微细戒相的精细再精细分析，平日探讨的也大多是女性业重，不能搭红色祖衣，否则要堕几层地狱等。修学净土的，重视的是念佛的数量累积，却忽视了往生净土的必备条件──福德资粮具足。由于对缘起正见没有深入的了解，无法具备在闻思修的基础上对整体佛法的把握，故而这种自我的性别认同所带来的暗示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在大陆比丘尼中兴起学戒的热潮，众多学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戒道场，试图通过身心的严格训练去除习气，成就道业。但是，由于在家时文化素养偏低，出家后又轻视对经教的深入学习，面对古德的遗教往往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在此种状况下，死背戒条，迷信权威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学习戒律无法从制戒的根本精神着眼，只好在枝微末节处打算。笔者身居僧团，在学戒的过程中与周遭的住众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其表现方式略有以下几点：
1. 得少为足的持戒人
秉承传统律学思想中毗尼至上的观点，认为学戒最起码可以保住人身不失，即便不能脱离轮回，也可以趣向善道。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成为此类持戒人的处世原则。
2. 断章取义，曲解戒条的持戒人
习戒律不是对戒律有全盘的认知，而是依文解义，生套戒条。虽然有心向道，却对自身与他人不能克守戒条的最微细处而心生懊恼。例如：前年笔者从戒场回到常住，早课时，常见有比丘尼用香袋把三衣背在身上，问之何故？答曰：“此举乃为明相出时（天亮时）而护衣。”对于对方的行为，虽有疑惑，却无法作出对与否的判断，反而因为自己未能做到而心生惭愧。直到去年昭慧法师到我寺讲学，有学众提出明相出时，是否要三衣不离身，方为守好护衣戒的问题，才知此举是对护衣戒的错误诠释。法师以律典为据，层层剖析护衣戒的制戒缘由，适用范围以及在僧伽蓝内如何结衣戒等方法，大多数住众在有凭有据的事实面前均感疑惑消失，那些未曾每日背衣课诵的尼众也不再为自己不能持好此戒心怀恐惧。但是仍有部分标榜持戒的学众认为有胜于无，依然一如既往，持这条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无依据的护衣戒，对于那些闻法后放弃错误见解的道友，心生不满。此类典型的持戒禁取戒的学戒人，由于自身的愚痴，给他人和自己都带来了过多的烦恼，其主要原因即是知见的错误。
3. 具有浓厚家长制作风的学戒人
这类人依仗自身对戒条能够熟练讲解的优势，身居要位，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姿态。对于求学的大众要求对自己有绝对服从，美其名曰培养忍辱的美德。在这类学戒道场中，表面看来是去除我慢心，但在强大的外力压制下，彼此之间发泄的目标由强者转向弱者，由比丘尼转向小众。在这种不良心态的恶性循环中，慈悲心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恃强凌弱的恶习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持戒本为护生的手段，却变为学戒人与众生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建寺安僧，共住正法的新亮点
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现状虽然如此，但比丘尼僧团中的自觉，自强者也不乏其人。广东省梅州市千佛塔寺的住持──释明慧法师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地处粤东山区的梅州市历史悠久，秦汉时期蜀南海郡，南齐设置程乡县，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致敬州为梅州，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73）成立隶嘉应州，民国初年废州致称梅县。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美称的梅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崇尚传统的客家人创造了蕴含深厚底蕴的客家文化，但在正信佛教的信仰和弘传上却历来是一个空档。梅州市及其周边地段，大小近百座寺庵，普遍存在着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弊病。住持这些寺庵的既非出家的比丘，也非比丘尼，有些甚至连受持三皈五戒的居士也不是，却以出家人自居。这些自称为佛教徒的人，对佛法的教理教义没有丝毫的认识，对戒律没有最基本的行持，把佛门中方便摄受众生的佛事、活动变成自我谋生的手段。明明是民俗信仰，却偏偏要挂上佛教的招牌，佛法不共世间法的特质在此可谓荡然无存。既然住持佛法的非正信佛子，因而由此带来的信仰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目睹正法的衰微，也曾有法师、居士尝试创建居士林，以讲经弘法的方式来传播佛法的真意，希望引导信徒由迷信转于正信，从而努力精进修持，最终进入解脱的大道（创办于1946年的梅县居士林，先后有广觉法师、远照法师在此弘法）。这股正信之流虽然微细，却滋润了在远照法师处听经，尔后在云门寺依佛源大和尚披剃的明慧法师。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人，明慧法师对家乡正法不兴，僧俗泛滥的现状生起深深的悲悯之心。公元1990年春，法师为破重重阻力，在资金困乏、众说纷纭中兴建千佛塔。将铸于南汉大宝八年，高4.2米，宽1.6米，共七层，呈四方形，塔身四面浮铸千尊佛像的千佛铁塔从钢铁厂内移出，在梅州东郊山基建九层花岗石塔供奉（为了募捐建寺资金，法师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各国，在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边参学边筹款，得到侨贤、乡贤、善信的热心帮助）。为了安僧办道，又先后在千佛塔周围兴建了千佛宝殿、药师殿、三圣殿、神堂、僧房等配套设施，历时十年，建成了今天清净庄严的尼众道场。如今的千佛塔寺成为梅州正信佛法的传播点，众多善信在法师慈悲济世、住众威德庄严的感召下皈依三宝，从而把菩提之种播散到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客家儿女的土壤上。正如明慧法师在开光庆典中赋诗曰：“一塔凌空气势雄，玲珑巧艺夺天工。九层石级因栏栅，八角铜玲奏古风。万道祥光辉殿宇，无边瑞气浸长空。千秋伟业功成日，福慧同沾庆典隆。”
从当初的荒丘野岭到如今的梵宇宫殿，明慧法师并不以此而自得，而是将更深远的目光透向未来。法师认为：佛法的兴盛离不开四众弟子的弘扬，住持正法需要比丘、比丘尼的共同努力。有感于梅州至今仍无正规的比丘丛林，法师在千佛塔寺尚在建设的情形下，筹募专款择地建寺，公元一九九八年在梅县三角镇地界建大觉禅寺，目前已初具规模。但法赖人弘，为了扭转本地僧俗混杂，戒律不振的现状，法师又多方展转，寻求知见正确，持戒修行的比丘来寺安住，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男女二众共住正法的理念。
四、新形式下比丘尼未来发展之前瞻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比丘尼应如何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走出一条独立奋发的道路，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
1.打破自我约束的性别意识，重审众生平等的理念
长久以来，“女性业重”、“女性较男性少修五百年”的说法一直困扰着广大的女性修道者。对于这些只带有结论性的论说，我们往往不细加判别，就对号入座。于是，由强烈的自我性别认同感而产生的自怨自艾是难以免除的。此种心态对于需要以坚强心力来断除惑业的修道人可说是极大的障碍，可以想象一个对自身都毫无信心的人何以能够利他。所以，放下自卑，正视现实，勇于承担，是每一个比丘尼应该为之而身体力行的。
2. 树立良好的学风、道风，提高基础素养
在日常的修道生活中，把学习经论列入每日必修的功课。由于长期的反智倾向，深入经藏、探寻法义，被众多的佛弟子集体遗忘，代之以“一句弥陀万事休”。由于在家时文化素质偏低，出家后轻视对经典的深入学习，偏离佛法的缘起正见，在学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故而，端正道风，培养良好的学风，养成勤思好学的习惯，提倡解行并重的修学方式，是走向解脱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3. 以法摄僧，以律摄僧
摒除僧团中人治的旧有管理模式，回归原始佛教佛陀所倡导的法制精神，运用戒律中的“七灭诤法”等方法来处理僧事，充分体现僧事僧决的民主性，保证僧团中每一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损，此种措施对于修正当前寺院以人代法的现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佛法的自觉精神促使着一代比丘尼的觉醒。在加强自身僧团建设的同时，扬弃女众必依男众安身立命的传统观念，以更广阔的胸襟走入社会，投入到弘法利生的种种事业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透过明慧法师建寺安僧，现身说法的事例，说明只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不计人我的利害得失“彼丈夫我亦丈夫”，立足缘起的世间，行积极勇健的菩萨行，是行之有效的。此举虽然仅为初心菩萨利世济生的尝试，但对于仍把眼光放在女性业重，必依男众而立的某些学佛人，却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仅为笔者浅见，碍于学养不足，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诸善知识不吝指正。
──2002年四月完稿于千佛塔寺退思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