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具地域流派的形成，往往需要具备四点要素：第一，文化的高度繁荣;第二，经济的发展兴盛;第三，制作工艺的高度成熟;第四，充裕的木材资源与便捷的运输。这四点在历史上的福建莆仙(注：莆田旧称)地区都具备。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是我国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制作产地，当地政府和行业对外宣传中自称为“仙作”，似乎在中国传统家具历史上三大流派(广作、苏作、京作)之外又新立门派，对此，行业中不少人士质疑，仙作无历史传承，只是当地宣传炒作产业区而已。经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我们得出结论：历史上福建的硬木家具传承有序，而且黄花梨的精工重器蔚为壮观，不仅工艺精湛而且风格统一，仙作其实传承有序，由来已久。当代的仙作发展繁荣的背后，不是无水之源，而是古仙作血脉的复兴与发展。因此，仙作不是炒作，不是臆造，应该为之正本清源。
据考证，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明式家具的各类收藏机构与收藏家手中的黄花梨家具，不少源自福建地区，而且型制风格多沉雄浑朴、工艺精湛，带有典型的庙堂礼器风格，与苏作黄花梨家具的文雅俊秀之美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有历史传承和地域风格的家具流派名称，“仙作”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并应该认真研究。需要理清的是，正如苏作不限于苏州，广作不限于广州一样，仙作在历史上也不限于仙游一地，而是括及整个福建地区，正如当代的仙作已代表了闽南地区的红木家具。
对于古仙作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有考证和人物走访调查的支撑。当代仙游红木家具的行业人，在地域文化底蕴与文化高度上往往缺乏自信，他们应该想到：当代仙作的繁荣怎么可能是无水之源与无花之果?
仙作有其底蕴，有它的底气，从许多留存下来的古仙作老家具身上，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它自成一派，有着独特、完整又一脉贯通的风格体系。其中，由马未都先生发现的那件“天下第一案”便是个极好的说明。这件大案不仅在用材上非常难得，在款型工艺上更是一件融合了建筑等其他门类工艺的作品，极具代表意义，可以说是稀世重器。
此外，另有数十件传承下来的古仙作家具，造型多恢弘大气，选材用料不吝其精，在这些方面，相比广作而言也毫不逊色。与简洁婉约的苏作相比，这些古仙作家具多恢弘大气，可以说是豪放一路的明式风格。而在雕刻方面，与雕饰富丽的京作相比，它们则结合了当地独特的高浮雕、透雕、圆雕等技法，且都表现出过硬的雕刻水准。
儒家文化是古仙作的先导，决定其品韵的庄重雅健。从唐代萌芽，到宋、明大兴，莆仙的读书人在科举上保持着相当高的参与度和成功率。据记载，宋代一朝(960年—1279年)共录取了4万名进士，其中约略每40人中，就有一位是莆仙籍的。文化的昌盛为当地传统家具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伴随儒风和科举，莆仙有了一大批文人、官宦群体。这群人有名望、有财富，更有别于常人的生活品味、审美眼光。他们参与家具的制作，开启了当地家具的艺术风气。在这种文化导引下，古仙作家具偏于庄重雅健，呈现出儒家正统文化积极入世的浩然大气。
佛教的兴盛助推了仙作工艺的进步与成熟。工艺，特别是各种雕刻装饰工艺的精劣，直接关系着家具外在面貌的美丑。在古仙作的历史上，与这些工艺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当地佛教的兴盛。从晚唐开始，莆仙乃至福建一带，香火旺盛，寺庙林立，素有“佛国”之称。从佛寺庙宇建筑中发挥的技艺，应用到古仙作家具，便赋予了其有别于其他“作”的形貌特色。我们发现，许多古仙作家具的雕饰多结合了高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注重立体化的雕刻艺术效果，这与当地寺庙中应用到佛像、梁栋、门楣的木雕技法同出一辙。
航运发达确保了古仙作的良材供应。莆仙濒海，南部靠近泉州港，海运十分便捷。明中叶以来，它位于东南的古港也逐渐得到开发，海运通商贸易更加兴盛起来。对家具制作者来说，从东南亚、南亚一带源源不断输入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是他们的最爱。众多木料的输入，给了当地工匠更多的用材选料空间来施展手艺，这也是许多古仙作家具精于选材、不吝用料的原因，从而为家具的造型添得几分豪气。
(作者系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