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兰斋珍藏有两件敦煌手卷，一卷为北魏时期的由东阳王元荣捐资抄录的《大智度论》。另一卷为唐人双面手抄卷。根据敦煌学研究学者、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的考证，这卷双面手抄卷，其中一面应为《释肇断序抄义》(以下简称《释肇序》)失题残卷，而另一面抄写的则是《大乘稻竿经疏一卷》(以下简称《稻竿经》)。
这部手卷的两面，字体并不相同，内容也不连贯，明显是不同的手笔。那么到底谁先谁后呢？哪个是正面哪个又是反面呢？
了解了手卷的制作过程，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 。
据黄征教授介绍，不同时期的敦煌手卷样式各有不同，包括字体、纸张的大小、每列的字数以及每张纸的列数，都有自己的固定式样。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细节上作出这些让人猜不出原理的规定呢？我们的祖先在读写上是不是太过教条了呢？
仔细看看这些手卷，就会发现手卷空白处略有发红，那是胶水经过千年的时间洗礼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整张手卷，并不是一张纸，而是粘在一起的一张张纸条。敦煌手卷较之之前的竹简、木简，就是把竹条、木条换成了纸条，把绳子换成了胶水。
原来那时候的书写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彼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还看不到半点萌芽，雕版印刷术虽已产生，但它又贵又费事。在敦煌遗书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手写卷而非印刷品。更何况我们到现在也没发明毛笔字的涂改液，万一一笔写错，而作为经书又力求美观整洁，那可怎么办？没问题，只要换张纸条就可以了。这种制作方式既方便工人分工抄写，又方便校刊。
但这些都不是解读正反面的技术关键。关键的因素在于一项我们至今无法破解的技术——乌丝栏。
敦煌手卷上的纸条是画有乌丝栏的，这种乌丝栏绝非毛笔所画，因为它很细，笔直，而且上下粗细绝无变化，究竟这是一种什么原料，用的是何种工具，今人已经很难复原了。黄征教授推测可能是一种金属或石头打制的薄片所画。在艺兰斋的双面手抄卷上，乌丝栏位于《释肇序》一面，这是《释肇序》是正面的铁证了。然后我们翻开《稻竿经》一面，会发现上面有涂改，也就明白涂改出现的原因了。那是因为当时手卷已经成形，没法重新换张纸条了。
纸张循环利用的急先锋
根据《释肇断序抄义》的题记，释肇序这一面写于唐大历二年，也就是公元767年。这是当时崇福寺的沙门体清在资圣寺传经时汇集众家对经文做的注释。
那么《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是写于哪一年呢？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大乘稻竿经疏一卷》是敦煌地区的著名僧人法成讲解佛法时，他的弟子所做的笔记。虽然艺兰斋所藏《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名《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尾部残损，但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的题记显示，这份笔记是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一个兔年，法成在永康寺讲法的记录。
从公元786年到848年，敦煌属于吐蕃的势力范围。大约公元833年前后，法成来到了敦煌地区讲法，根据兔年的线索推断，有可能是公元835年或者是847年。公元835年离767年也已经有68年了，想来，拥有《释肇断序抄义》的体清，也许已经作古，不再需要这份手卷了，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它辗转到了永康寺沙门手中，手卷的空白反面成了一份课堂笔记。
鉴于艺兰斋所藏《稻竿经》字迹较潦草，偶有涂改，这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课堂笔记的原件。这也是这份手卷第二次被利用的最早时间了，68年之久，可见当时纸张的耐久与金贵。
将近200年后，手卷还可以循环利用
岁月久远，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稻竿经》被抄录到这份手卷的具体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份手卷循环利用的纪录是远超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史料记载，五代末期，敦煌三界寺有一位叫道真的僧人。他在重建三界寺藏经的过程中，发起了一个修补古坏经卷的活动。不但修补自己寺里的经卷，信众手里的经卷他也义务修补。但是当时三界寺里并没有那么多白纸，所以道真就号召信徒捐纸。战乱年代，社会并不富裕，但人们循环使用纸张的理念贯彻得却极为彻底，于是大量只使用过一面的纸被送到了三界寺中，有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等。而且当时在敦煌寺庙之间藏经也存在着一种互通有无的流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