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著是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成果，内容主要是：如来藏系经典的汉译以及重要的如来藏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思想之研究。书中重点研究分析的如来藏类佛经和论典为《如来藏经》、《央掘魔罗经》、《不增不减经》、《大法鼓经》、《胜鬘经》、《无上依经》、《大云经》、《大般涅槃经》、《圆觉经》、《楞伽经》、《楞严经》、《究竟一乘宝性论》、《佛性论》、《大乘起信论》。在将如来藏经典的汉译历程及其十一部经和三部论的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如来藏思想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之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上述如来藏经典全部不存在“伪经”或“伪论”的问题。其次，如来藏经典并非大乘佛教独立的派系，而是对于如来法身以及众生成佛的依据等问题所作的新诠释，尤其是，后期如来藏经典以及被瑜伽行派所吸收摄取。最后，在思想层面，如来藏并不存在近代以来学术界所指责的与“大梵”说没有区别等问题；宣称如来藏是“基体”因而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等说法是没有经典根据的。
本著突出建树是力图推翻近代以来对如来藏思想的“恶意”攻击，特别是对《大乘起信论》翻译过程的考据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重新界定佛教的中国化甚至重新思考印度大乘佛教的面貌都有相当价值。
作者的话：
近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佛学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就在于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譬如佛学研究中，对于古人“疑伪”标准的现代解释以及“疑伪”范围的无限的扩大，造就出了一个又一个佛教学术“问题”，对于中土所流行的如来藏重要经典的怀疑以及由此所生发的如来藏思想批判，都是这一方法的必然结果。本著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反传统阵营，还是日本的“批判佛教”的干将，对于如来藏经典的“疑伪”以及对于“本觉思想”非佛教的判定，从理据上看，其实都是“言之有自”、“查无实据”的。因此，如果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于证据的要求来看，判定“疑伪”的一方恐怕永远都是振振有词，大声疾呼，但维护传统认识者恐怕对其的呼吁依然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具体地说，近代以来针对如来藏经典的反思或“批判”，在方法上显现为“文献考据”与“义理辨析”的交替使用。一般而言，文献考据着力于从古代史籍，特别是经录的记载中，寻找文献中的混乱和漏洞，然后依据这样的原则作出“伪经”或“伪论”的结论：大凡记载有混乱者，肯定是其事情本身就是不清不楚的，基本上是虚构的“翻译事件”；凡是说法有漏洞者，都是有意识的“作伪者”。因为事情本身是虚构的，因而关于此“事”的言说，则肯定只能走“作伪”的道路，而大凡“作伪”都是内心发虚而欲盖弥彰，因此，今人透过对于文献的对勘，即可发现“作伪”者欲掩盖却不能取得全功而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而“义理辨析”则往往以佛教发展中的某一些学派的特定学说为参照，凡是符合者就是“真佛教”、“真经论”，凡是不符合者则是“伪经论”、“非佛教”。
抽象地说，这两种方法是很合理的，符合现代社会所流行的“理性思维”或者“科学方法”的要求。但是，当研究者将这些方法应用于具体的佛教史或佛学史的研究之中时，其局限性便立刻显露无遗。
以“文献考据”方法言之，最大的弊端是：以如此整齐划一的标准严格甚至难免机械地比对评判历史文献中所显现出来的“漏洞”或“混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混乱”、“漏洞”形成的背后所曾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客观”原因，或者由于资料匮乏而轻信“道听途说”所致误的可能，转而强调或者扩大“伪妄”的比例，甚至有时也难免“诬枉”古人为有意的“作伪者”，由此直接宣判这些辛辛苦苦记载历史的人为“道德败坏者”。以“义理辨析”方法言之，最大的弊端是不能克服“学派偏见”，并且将“真佛教”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认可的“一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佛教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有意忽略佛教所特别突出的“应机说法”作派所形成的众说并陈显著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在什么是“真佛教”难于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任何人，哪怕是佛学大师，仅仅凭借“义理辨析”便想将某一部经论宣布为“伪经论”，都是难以服众的。
其实，在方法论选择的背后隐藏的是研究的目的。研究目的决定了方法的选择，而某种方法又深层次地决定了部分研究结论。纵观中国的“反传统”阵营以及日本“批判佛教”的诸位干将，其一致的观念是都认为中国古代佛教后期的衰败以及佛教在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均与如来藏或“本觉”思想占据主流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其回归印度佛学的归结点略有不同，但只有以“批判”传统思想的方式才能开出现代佛教发展的新路的意旨是昭然若揭的。可惜的是，这样的药方，很大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中国近代以来佛教的发展不是顺着“反传统”一派的预期前行，而是遵从以“革新”的面目接续“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传统”的太虚大师的设定而“复兴”，现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其实已经替学者作出了选择。而日本的“批判佛教”一开始就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辨，与佛教的现实发展还未曾产生直接关联，其日后可能也不大会产生大的关联。从这样的角度观察问题，又一次印证了一位名人的话语——“态度决定一切”。对于如来藏思想的“批评”尽管并非毫无道理，但将其上升到“批判”的高度，恐怕是将对传统佛教的正当“反思”的“态度”强化为“厌恶”的“态度”的结果。同样，出于对中国传统佛教的珍惜以及推崇中国传统佛学思想的“态度”，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处在“反传统”与“批判佛教”旋涡中的如来藏思想作一番分析研究，特别需要对于那几部备受争议但却对中国佛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如来藏经典作些正本清源式的剖析。
从上述设想出发，本著的内容主要是如来藏系经典的汉译以及重要的如来藏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思想之研究。本项目重点研究分析的如来藏类佛经和论典如下：
1． 《如来藏经》。
2． 《央掘魔罗经》。
3． 《不增不减经》。
4． 《大法鼓经》。
5． 《胜鬘经》。
6． 《无上依经》。
7． 《大云经》。
8． 《大般涅槃经》。
9． 《圆觉经》。
10． 《楞伽经》。
11． 《楞严经》。
12． 《究竟一乘宝性论》。
13． 《佛性论》。
14． 《大乘起信论》。
在研究方法上，本著特别着力于全面的文本解读与文本诠释方法的应用。尽管目标是研究经论中的如来藏思想，但并不直奔重点，因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导致寻章摘句式的分析与结论。本著有意识采用四层面的考辨分析：其一，通过对于汉译的历史事实的考辨研究，以见其传入中土的过程。其二，通过对于经论的结构以及基本内容的文本分析，力图揭示出经论的基本主题，特别是与如来藏思想有关的论述的出现语境。其三，通过对于经论中与如来藏思想有关的章句的集中分析，凸现研究对象所显现出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整个如来藏经典和思想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理论贡献。其四，通过对于中土文献对本经论的引用情况的考辨，凸现研究对象对于中国佛学的影响状况。这样的编排，似乎有些刻板，而第二部分的内容，往往会与研究主题呈现游离的倾向。但之所以坚持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因为本人以为只有将研究对象（如来藏思想）置入其原本的存在环境（文本）之中，才能较为完整地把握其真正的内涵。在上述几层面特别是结构分析以及思想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中，如果有古代注疏可以参照，一般都会以古注疏为基本依据作分析。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十四部经论中，大多数有一种以上的古代注疏可以参照，而《央掘魔罗经》、《大法鼓经》、《不增不减经》等没有任何古代注疏存世，对于这类经典的研究，颇感困难，但仍然依照本著的体例、方法，作出自己的分析研究。
在将如来藏经典的汉译历程及其十一部经、三部论的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如来藏思想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本研究的结语其实已经很清楚：首先，上述如来藏经典全部不存在“伪经”或“伪论”的问题。其次，如来藏经典并非可与中观、瑜伽行派并列的大乘佛教独立的派系，而是在般若类经典出现之后，力图在“空”义背景下重新对于如来法身以及众生成佛的依据等等问题作的新诠释，尤其是，后期如来藏经典已经被瑜伽行派所吸收摄取。最后，在思想层面，如来藏思想并不存在近代以来学术界所指责的与“大梵”说没有区别等问题；宣称如来藏是“基体”，因而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此等等说法都是没有经典根据的。
本项目的突出目标是力图推翻近代以来对于如来藏思想的“恶意”攻击。笔者以为，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等近代以来被质疑的佛典的翻译过程的考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重新界定佛教的中国化甚至重新思考印度大乘佛教的面貌，都应该有相当的裨益。
本项目的缺陷是，由于笔者的外语能力的限制，未能直接使用梵文、藏文、日文原始材料以及研究成果，仅仅参考译文以及翻译作品，因而在牵涉印度佛教自身的思想时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本著有在汉语佛学界重树如来藏研究大旗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扭转“批判”方向为“中立”甚至赞许立场的企图，但从达到的水平看，只是勉强算做抛砖引玉了。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研究仍然有待完成。
此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成果，完成于2007年。结项时的文本第一章是如来藏经典的汉译和流通史研究,提交出版社时将其并入相关部分并作了大幅度的压缩。其他部分一仍其旧。之所以能完成这一研究，首先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的先生们的垂顾，其次,也须衷心感谢一贯支持我的学术研究的赖永海、洪修平、徐小跃三位先生以及时时关心、指点此课题研究的方广锠先生和陈兵先生。最后，须郑重感谢为此著以此面貌出版而竭尽全力的府建明先生和王宝顶先生。
作者简介：
杨维中，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道生大师传》、《心性与佛性》、《新译〈佛国记〉》、《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新译〈华严经入法界品〉》、《唯识无境：佛教唯识观》、《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新译〈华严经十地品〉》等。